“移”结尾的成语「确凿不移」

2023年11月30日成语大全72

成语“确凿不移”的词条资料

成语繁体:確鑿不移
成语读音:què záo bù yí
成语简拼:QZBY
成语注音:ㄑㄩㄝˋ ㄗㄠˊ ㄅㄨˋ 一ˊ
常用程度:常用成语
成语字数:四字成语
感情色彩:中性成语
成语结构:补充式成语
成语年代:古代成语
近义词:千真万确、天经地义
反义词:捕风捉影、荒诞不经
读音纠正:凿,不能读作“zuó”。
错字纠正:移,不能写作“秒”。
成语解释:不能变动。确实可靠;不容怀疑。
成语用法:确凿不移联合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褒义。
成语造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确凿不移的真理。
英文翻译:be yound doubt

成语“确凿不移”的扩展资料

1. 台湾 在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 名称 详细一点 最好标注 朝代 或者 确凿时间
  春秋战国时,《史纪·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徐福上书中所称的海上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后人认为“瀛洲”即为台湾。  作为门的历史地理书籍记载台湾的是在《前汉书》。进入汉代,关于台湾的记载开始多起来。在《前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20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来许多学者认为“东鯷”应该指的就是台湾。  《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更是把台湾分为三部分,“东鯷”即为北台湾,“夷州”为中台湾,“澶州”为南台湾。  《三国志》中谈及在孙黄龙2年(230年)派军队出海远征夷洲。不少学者认为“夷洲”就是台湾。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台湾学者,在他的《临海水土志》对当时被称为“夷洲”的台湾情况有着门记载。  隋炀帝曾于大业6年(610年)发动远征琉求之战。“琉求”是何处?历来争议较大。但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琉求”即为台湾,而非日本琉球。不管如何,隋代对台湾已经相当了解。在《宋史·外国列传》中则明确记载,琉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称“澎湖”,烟火相望。赵汝适的《诸蕃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然所记内容不详细。  明代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在朝廷公文中出现“台湾”。公益成语:gyjslw.com
2. 没有确凿证据可以到检查院告状吗
  按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报案、控告、举报,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向检察院报案、控告、举报。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犯罪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自首的,适用第三款规定。公益成语:gyjslw.com
3. 一个成语:荒_不经
荒诞不经 拼音: huāng dàn bù jīng 简拼: hdbj 近义词: 荒谬绝伦、荒诞无稽 反义词: 确凿不移、信而有征、千真万确 用法: 联合式;作谓语、宾语、定语;含贬义 解释: 荒诞:荒唐离奇;不经:不合常理。形容言论荒谬,不合情理。 出处: 明·张岱《家传》:“与人言多荒诞不经,人多笑之。”公益成语:gyjslw.com
4. 用窜,觅,跪,拗,确凿,轻捷造句
1、不是我百辞莫辩,而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若有证据,你还能耍赖吗?
2、在这么多确凿的证据面前,他理屈词穷,再也无法辩解了。
3、不管他如何为自己辩解,他是这次事故的直接责任者,这是确凿不移的。
4、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5、面对确凿的证据,他顿口无言,不得不低头认罪。
6、虽然他一再伪装以掩人耳目,然而在事证确凿下,他贩毒的行径终于图穷匕见。
7、诸多确凿的事实证明,王五贪污巨款罪责难逃。
8、这个方案论证充分,事实确凿不移,受到大家赞扬。
9、证据如此确凿,还能容他强词夺理,混淆黑白吗?
10、这是一个确凿的证据。
11、事实确凿,抵赖是无用的。
12、这件事已证据确凿,你用不着再掩饰了。公益成语:gyjslw.com
5. 确凿是什么意思
确凿: 真实;确实:确凿可据|证据确凿|确凿不移的事实。公益成语:gyjslw.com
6. 诸葛亮躬耕地学术界早有定论,为何总有人胡编乱造?
古隆中是“襄阳十景”之一,因为诸葛亮年轻时期在这里隐居、学习而闻名于世,它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以西的众山拱卫中,是襄阳市下的襄城区、南漳县、谷城县交界之地。
西晋永兴年间(304年―306年),镇南将军刘弘来此凭吊诸葛亮故宅,命参军李兴作《祭诸葛丞相文》,此时距离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仅70年。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荆州刺史别驾、历史学家习凿齿来隆中,撰写《诸葛武侯故宅铭》,习凿齿看到隆中已建有纪念诸葛亮的祠堂,此时距离诸葛亮去世不过120多年。
当时的人们肯定不会搞错诸葛亮定居之所,隆中是诸葛亮隐居之地确凿无疑。但是,大约从元代开始有人认为诸葛亮隐居之地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争论随之而来,坚持此说者最大的依据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一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其实《出师表》的“南阳”与今天的南阳市是两个概念,汉末三国没有南阳城、南阳县,只有南阳郡,地位介于今天的省与市之间,荆州刺史部,与襄阳所在的南郡相邻。
今天的南阳市,那时是南阳郡的郡治宛县,假定诸葛亮没在隆中隐居,那他有没有可能在宛县隐居呢?这种可能性其实几乎没有。
第一,宛县当时长期在曹操占领之下,曹操与刘表是敌对关系,诸葛亮不可能一个人跑到“敌占区”去生活。
刘表是董卓派到荆州当刺史的,他去荆州的时候南阳郡太守是张咨,关东联军阵营,宛县一带还有一个袁术,刘表尽管在荆州其它各地动作挺快,很快占领了不少地方,但南阳郡的宛县及以北地区刘表从未占据过,此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刘表去世。
袁术后来转战寿春,宛县周边又被凉州军旧部张绣所占,曹操那时已主持迁都许县,许县离宛县太近,曹操为此多次南征张绣,费了很大代价也未能将其占领,官渡之战前夕张绣在贾诩劝说下投降曹操,包括宛县在内的南阳郡大部始归曹操所有,此种情况一直操持到曹魏政结束。
官渡之战后刘表收留了刘备,让刘备屯兵于新野,此地在宛县之南,是刘表北面的前线地带,刘备与曹操之间多次交手,刘表、刘备与曹操敌对关系,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投刘表而来到荆州,宛县相当于“敌占区”,诸葛亮放着好好的襄阳不呆,一个人跑到几百里外的宛县定居,是匪夷所思的。
第二,诸葛亮在荆州期间有一些社会活动,也有一些老师、同学和亲戚,他们都生活在襄阳一带。
诸葛亮在荆州期间社会关系十分广泛,老师有庞德公、司马徽等,同学有庞统、向朗、尹默等,亲戚有庞山民、蒯祺等,好友有马良、崔州平、孟建、徐庶等,诸葛亮与他们的交往史书均有记载。诸葛亮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如习祯、杨仪等,虽然史书未记载他们与诸葛亮的交往,但可以推断出他们是有来往的,这些人后来都追随了刘备和诸葛亮。
上述提到的人物,均生活在襄阳附近,如庞德公,《襄阳记》说:“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司马徽居于何处《襄阳记》未作详载,但《襄阳记》说司马徽可以经常到庞德公家里造访,每次都与到了自己家一样,与庞家人很熟,说明他的居所也在襄阳附近。
在《水经注》里有一段记载:“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根据这段记载,庞德公、庞统、司马徽的住所都在襄阳周边,且相距不远。
《襄阳记》说诸葛亮经常去庞德公家,“每至公家,独拜床下,德公殊不令止”,如果诸葛亮定居在宛县,不仅无法经常向司马徽求教,也无法经常到庞德公家拜访。
第三,刘备后来三次求访于诸葛亮,如果诸葛亮定居的地点在宛县,刘备想“三顾茅庐”,不过却是无法做到的。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不仅说“躬耕于南阳”,还说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个“草庐”如果是在宛县的话,刘备别说“三顾”了,能顺利地去上一次都不大可能。
如上所述,宛县一直是曹操的占领区,这种状况自赤壁之战前夕一直到曹魏政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从未改变。刘备赤壁之战后才投奔的刘表,一到荆州就被刘表派去抵挡曹操,刘备与曹操之间有过交手,双方是公开的敌对关系。
刘备一开始驻扎在新野,后移驻到与襄阳一水之隔的樊城,无论新野还是樊城,距宛县都很远,刘备即使听说宛县有个诸葛亮,他也不敢前去拜访。
以上3个理由,随便哪一个成立都可以否决南阳“卧龙岗”。至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当何解,有关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解释得非常清楚,这里不再多述。既然如此,南阳“卧龙岗”话题为何还这么热呢?
大约在元代之前,这个争论性话题其实还不存在,宋代时苏轼曾来隆中拜访,写下一首题为《隆中》的诗:“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到了元代,南阳修建了诸葛书院、武侯祠,一个叫程钜夫的人代皇帝撰写了《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提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城。到了明朝,嘉靖靖皇帝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兴致,又以皇帝的名义正式认定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躬耕地并刻碑,这个话题才兴起。
皇帝的话即便是“金口玉言”也不能用在学术上,判断诸葛亮躬耕之地在哪里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只要理性地分析当时的局势和诸葛亮的生活状况,相信一般人都不难判断出哪个才是正确的,但有的人心里很明白,就是嘴上不愿承认,因为这里面还有着学术之外的其它利益。公益成语:gyjslw.com
7. 文子和淮南子是谁抄袭了谁
淮南子》简介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
《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
刘安(前179—前121年),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
再论《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上)
感谢作者授
内容提要:《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关于竹简《文子》、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文子》研究,还是《淮南子》研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竹简本子与今本《文子》应当区别对待,今本《文子》大量了淮南子的观点;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淮南子》了《文子》而今本《文子》大体可信;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相互;另有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没有谁谁的问题,而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可以说,《文子》和《淮南子》可能的关系无非也就是这几种,各种观点的提出和相互驳难将会使讨论更加深入。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较集中地讨论今本《文子》如何《淮南子》的问题,以就教于大方。
一、四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合太多,而竹简《文子》和《淮南子》呼应太少。如果有一段话简单地在这本书里有,在那本书里也有,当然谈不上谁谁的问题,但是《淮南子》和《文子》中的内容在相重合的同时,形式上又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我们分析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最主要的是这种重合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
丁原植先生统计今本《文子》约有39,228字,(!)笔者用电脑统计,为39,231字 ,(指未加句读的白文)相差无几,其中30,800多字见于《淮南子》或和《淮南子》基本对应,最后两篇主要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陈丽桂先生认为《上仁》一篇也全部见于《淮南子》,这样除去最后三篇,《文子》正好为九篇。(2)实际上《上仁》一篇有1,100多字不见于《淮南子》,占《上仁》一篇的三分之一。)从字数上来讲,今本《文子》近四万字,其中近80%左右和《淮南子》中有关内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今本《文子》中只有不到八千多字的内容不见于《淮南子》。如果没有竹简《文》的出土,我们还可以说,《文子》一书“为《淮南子》吸取殆尽,”但是竹简《文子》中现存的内容绝大多数和《淮南子》没有对应关系。《淮南子》虽亦杂采诸书,但“首尾条贯、自成机杼”,且取他书者基本保留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却大都变成了“老子曰”的内容,尤其是不同身份的对话者被悉数抹去姓名。竹简《文子》目前的释文和《淮南子》明确对应者很少,而且个别相对应的材料是否就是竹简《文子》中的内容还不确定。(详后)
其二、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更为主要的是,《淮南子》一书,立论宏伟,视野广阔,近于《庄子》;典故丰富,广征博引,近于《吕览》;文辞华丽,讲究声韵,近于汉赋,囊括众家而自成一体,文风统一。相比之下,竹简《文子》文风朴素,言简意赅。
其三、竹简《文子》下葬于西汉末年。这个时间一方面晚于《淮南子》的问世;另一方面,刘向歆见父子领校秘书的时间和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的下葬时代都是在西汉未年,相差最多不过30年。汉成帝河平之年(前26年)刘向受命领校秘书,至绥和二年(前7年),刘歆继续父业。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可知九篇本的《文子》存在于西汉晚期。八角廊40号汉墓正好于这一时代,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比刘向校书早21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则接近刘歆领校秘书之年。“无论如何,刘向歆父子所见《文子》应该和竹简本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3)当然不能排除刘向歆父子整理不同的《文子》传本,在结构和篇名上作一些编辑的可能。但是,如果当时的《文子》就和《淮南子》有如此大量内容重合,刘氏父子和班固不会熟视无睹的。而对于《文子》一书纯粹性的质疑是从唐柳宗元开始的。
其四、竹简《文子》有上下经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九篇,魏晋以来的著录则有十篇、十一篇、十二篇数种。今本《文子》多为十二篇(《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也分为上下卷)。孙星衍认为“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孙星衍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判断也令人费解。如果,《上仁》、《仁义》、《上礼》三篇为一篇,那么《文子》一书是十篇而不是九篇。这里的“上”都是“尚”的意义,不知和“下德”如何“配”法。
以这些基本的事实为前提,我们不难推论是今本《文子》了《淮南子》。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说“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认今本《文子》为伪”,他还批评了“张君认今本《文子》为伪的主要理由”,(4)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论定今本《文子》是伪书,而是一直强调,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是后人大量《淮南子》以补充今本《文子》,以至于《文子》其书面貌大变。换言之,我认为,今本《文子》不全真,也不全伪,而是如柳宗元所言,是“驳书”,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了这一点。下面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回答学术界的一些猜测。
二、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更早吗——关于竹简《文子》的“避讳”
今本《文子》晚于竹简本,不光是“理当如此”,而是有确凿的根据,容易形成共识。但赵建伟先生最近提出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要早于竹简《文子》,为竹简《文子》所本。他的主要根据是竹简第0806号:“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这两句简文与今本《文子·道德》“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相对应,“很明显,简文为了避汉惠帝刘盈的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今本则保存了古本的原貌。”(5)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和今本“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是否对应的问题,“不衰”和“不亏”显然不是对应的。竹简0864号为:“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今本则为“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守民”与“守贵”也不是对应的。实际上竹简本与今本在这个问题上差异是比较大的,简本:
0908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
0806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
0864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
2327 有天下,贵为天子,富贵不离其身
今本:
处大,满而不溢;居高,贵而无骄。处大不溢,盈而不亏;居上不骄,高而不危。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今本所讨论的问题可分解如下:
处大,满而不溢,处大不溢,盈而不亏,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
居高,贵而无骄,居上不骄,高而不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 。
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和简本一样,今本也是讨论了“大”的问题,简本中的“大而不衰”是和上文的“见小故能成其大功”相呼应的。今本中也提到了“大”,但是不是讲“大而不衰”,而是说“处大不溢”。
《孝经·诸侯章》有相近的言论: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盖诸侯之孝也。
《孝经》的这段话非常著名,在《吕氏春秋·察微》中就被引用。这段话的脉络也可分解如下: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
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盖诸侯之孝也。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今本《文子》是综合了《孝经》和竹简《文子》中的思想,“处大不溢”一词,“处大”来自竹简《文子》,而“不溢”来自《孝经》。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都讨论大和高的问题,大者谓功大,高者谓位高,而《孝经》中讨论的却是“在上”和“节度”的问题。同时,今本《文子》的落脚点又在守“富贵”之上,和《孝经》一致而和竹简《文子》关注“守民”不同。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的同中之异恰好可以看出今本《文子》是如何改窜竹简本的。所以,“大而不衰”和“盈而不亏”不是对应的,竹简《文子》因为避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盈而不亏一词,常和“盛而不衰”一词联用,《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未常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显然,“大而不衰”和“盛而不衰”是同义词,和“盈而不亏”相对为文,而不是相互替换的关系。“大”和“盈”在 文意上也相去甚远。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竹简《文子》因为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把“大”改成“盈”是不可能的,以此为依据认为今本早于竹简本更是靠不住的。
至于江宁先生所言,今本《文子》中有些是后人无法“窜入”,不能伪造的。他的主要例证是《文子·自然》:“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是引用今本《老子127章的》“弃材”在传世本《老子》中无一例外地作“弃物”,而在帛书早、乙本都作“弃财(材),由此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而《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引27章这一句,“由此看来,《文子》本是有独立来源的,并非全《淮南子》。”(6)
今本《文子》没有全《淮南子》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了《淮南子》的地方却是不可置疑的。江先生所举《文子·自然》中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和《淮南子·主本训》中的一节相对应的,在这一节中,《淮南子·主术训》说“无弃材”,今本《文子》也说“无弃材”,不是又是什么呢?
而江先生所提到的今本《文子》中的“非君子之宝”影响了《老子》的传本也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帛书《老子》已经有了“非君子之器”一词,而帛书本虽下葬于汉初但它的写时间以及撰作时间则是比较早的,这是用不着强调的。
三、《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并篡改了《文子》吗——关于《淮南子》的“避讳”问题及其它
王利器先生认为今本《文子·上义篇》“今志人之所短,忘之所长。《淮南子·氾论训》作“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此则以淮南厉王名长,故讳长为修也。此尤为《淮南子》窜改《文子》之的证。”(7)但对照一下今本《文子·上义篇》与《淮南子·氾论训》相对应的文字,却发现王先生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 “长”(zhang)在《淮南子》中反复出现,“长”(chang)也不鲜见,如《时则训》:“日长至,阴阳争”,《谬称训》:“言小人不在其位,不可长也”,《道应训》引《老子》之言“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第二、《氾论训》这段话主要是讨论不能对人求全责备,要从大处着眼,主题是“责人以人力”和“自修以道德”,此处“修”乃“修养”之“修”,和“长”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说,“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是不可能找到贤人的。今本《文子·上义篇》前文把“修道德”改为“修道”,后文见一短字而把“修”改为“长”,窜改之迹无可辨驳。
王利器先生所言《淮南子》,“窜改《文子》之文以为楚语。”实际上却是今本《文子》据高诱或许慎之注改动了《淮南子》,因为如果是《淮南子》改了《文子》,那么改为应该是全面的,而今本《文子》改动《淮南子》则主要以许慎、或高诱之注为依据,事实正是今本《文子》对《淮南子》“楚语”的改动都没有超出许慎或高诱之注。《淮南·主术训》:故善建者不拔“高诱注“言建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故善建者不披,言建之无形边。”正如曾达辉等先生所言这不仅是之铁证,也说明行为生在高诱以后。
《淮南子》多用典故人名,而今本《文子》则据字形及段落大意改之,并且把《淮南子》对文献的误解一并入。说明造作者水平不高。
今本《本子·上德》“虽未能见”之语,在《淮南子·缪称训》中为“离朱弗能见也。”“离朱”是人名,古之明目者,《庄子·骈拇》中曾提到此人,《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可以规 ,不成方圆。”汉赵歧注:“离娄者,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今本《文子》不解“离(离)朱”为谁,而根据字形改为“虽(虽)未” 进一步暴露了的痕迹。
《淮南子·缪称训》中有“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一语,是指“文王”而言,并进一步解释说文王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担心随着日月的推移会发生祸患。《说苑·政理》中记载太公与文王的对话,文王称赞太公说得在理,太公则进一步指出:“宿善如不祥”,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宿”即留,存而不发之意,如《孟子·万章》:“仁人之于悌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管子·轻重》:“怀宿怨而不战”。太公的意思是知道是正确的道理,即把它留存起来(不去执行),就如同是不吉利的东西。这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文王当天就开仓放粮,救济弱势群体。《墨子·公孟》中记载公孟子懂得了服饰和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墨子讲得对,随即就要脱掉他初见黑子时所穿戴的行头,因为他也听说过“宿善如不祥”的说法。可见,“宿善如不祥”,是接着“善”而言的,强调不能把“善”留存起来,积压下来,而是要立即付诸行动。所以向宗鲁认为《淮南子》和《文子》中“宿不善”一语中“不”是衍文是完全正确的。向宗鲁,《说苑校证》,第150页。但向氏等人所言《说苑》中“对曰”也是衍文却是错误的。“宿善不祥”和“上溢而下漏”都是太公对文王之语。
《淮南子·缪称训》引用这个典故时保留了“文王”,最后落脚点是“故曰:周邦虽国,其命维新。”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在今本《文子·上德》中却没有出现,今本文子把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当作了“老子曰”的内容,而且也不见“文王”的字样,与之相关的上下文又都能在《淮南子·缪称训》找到,文句的顺序都保持一致,只能说是今本《文子》断章取义地了《淮南子》,这也证明《淮南子》不可能是《文子》之“义疏”。《缪称训》在这里说到的“宿不善如不祥”应该是“宿善如不祥。”《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里“善”与“不善”相对为文,《淮南子·缪称训》大概受了影响,亦或是后人在传时受了《论语》的影响,添加了一个“不”字,使文意南辕北辙,并且把太公对文王之语说成是文王之事。今本《文子》照旧录,同样衍出一个“不” 字,“”二字并非诬妄。
《淮南子·氾沦训》中的“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在今本《文子》中改成了“今之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显然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的话,而不可能是《淮南子》解释《文子》的话,今本《文子》“由无常厌度量生也”也是匪夷所思,而在《淮南子》却是明白晓畅。
又比如,《下德》接着所提到的“不苟得,不让祸”在《氾沦训》中是“不苟得,不让福”,所谓的“不让福”就是下文所提到的“其有不弃”,今本《文子》改“福”为“祸”违背了上下文的语境,弄巧成拙。而紧接着的一章中引用《老子》“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和下文大讲如何“得人心”,“用人力”而成为强者相矛盾,《淮南子》中并没有引用《老子》的这句话,今本《文子》的蛇足之笔更使其难以逃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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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2)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3)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4)李厚诚:《文子问题后案》,简帛研究网8月。
(5)赵建伟:《<文子>六论》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6)江宁:《再论文子》,简帛研究网·网上首发8月。
(7)王利器:《文子疏义·序》,《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又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四、 关于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的问题
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 “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后,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 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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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智慧的人不会道听途说成语是什么
街谈巷语,德之弃也,盖出于稗官道听途说 dào tīng tú shuō 【解释】道,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海外奇谈、有根有据:“道听而途说、路上传播的话。 【近义词】小道消息:“小说家者流、途。 【辨形】道。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不能写作“涂”、齐东野语 【反义词】言之有据。一般作谓语;不能写作“到”;途。” 【结构】联合式:路、确凿不移。 【出处】《论语·阳货》。路上听来的。 【用法】含贬义。”《汉书·艺文志》、言之凿凿、捕风捉影、信而有证 【例句】根据~而下结论是极不负责的态度公益成语:gyjslw.com
9. 什么不移四个字成语
百折不移 屡遭挫折亦不改变其操守。 坚定不移 移:改变,变动。稳定坚强,毫不动摇。 贫贱不移 移:改变。不因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形容意志坚定。 确切不移 形容真实可靠,不容怀疑。 确凿不移 确实可靠,不容怀疑。 矢志不移 发誓立志,决不改变。 守节不移 坚守节操,决不改变。亦作“守节不回”。 下愚不移 移:改变。下等的愚人,决不可能有所改变。旧时儒家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也指不求上进,不想学好。 一定不移 原指一定下来就不变更,后形容事理正确,不可改变。同“一定不易”。 一脚不移 借喻坚定不移。公益成语:gyjslw.com
10. 什么不意,什么不移还什么不作组词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事出不意确切不移、贫贱不移、下愚不移、瞽瞍不移、寸步不移、一不移、一脚不移、矢口不移、万古不移、忠贞不移、坚定不移述而不作公益成语:gyjslw.com
11. 确凿读音是什么
是: [ què záo ]
一、确凿的释义:
非常确实。
引证:金河 《重逢》:“抓这样的案例,并且做到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十分费力的。”
二、确凿的近义词:确实 [ què shí ] 
真实可靠。
引证:巴金 《灭亡》第八章:“我特别注意她,她确实笑得动人!”
扩展资料
确凿的反义词:
一、假伪 [ jiǎ wěi ] 
虚假。
二、可疑 [ kě yí ] 
值得怀疑。
引证:浩然 《艳阳天》第六五章:“他们又想起 马之悦 许多可疑的事情。”
三、疑惑 [ yí huò ] 
不相信;怀疑。
引证:巴金 《家》七:“ 剑云 抬起头来看 琴 的脸,他的脸上现出疑惑的表情。”公益成语:gyjslw.com
12. 形容确凿的成语
【确凿不移】:què záo bù yí,确实可靠,不容怀疑。作谓语、定语、状语;指确实可靠。
【凿凿有据】:záo záo yǒu jù,凿凿:确实。有确实的证据。作谓语;指有确实的证据。
【证据确凿】:zhèng jù què záo,确凿:确实。证据确实可靠,无法否认。作谓语、定语;用于处事等。
【言之凿凿】:yán zhī záo záo,凿凿:确实。形容说得非常确实。作谓语、分句;形容说话有根有据。
【炳炳凿凿】:bǐng bǐng záo záo,形容所术明确有据。作谓语、定语、状语;用于说话或作文。
【凿凿可据】:záo záo kě jù,凿凿:确实。确实可作依据。作谓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凿凿言之】:záo záo yán zhī,凿凿:确实。形容说得非常确实。
【铁案如山】:tiě àn rú shān,铁案:证据确凿的案件或结论。形容证据确凿,定的案象山那样不能推翻。作谓语、宾语;指已经定案。
【真赃实犯】:zhēn zāng shí fàn,赃物是真的,罪犯是确实的。泛指犯罪的证据确凿。作宾语;泛指犯罪的证据确凿。
【白纸黑字】:bái zhǐ hēi zì,白纸上写下了黑字。比喻有确凿的文字凭据,不容抵赖或悔改。作谓语、定语、补语;形容有文字凭证。
【人言凿凿】:rén yán záo záo,凿:明确真实。指人们议论确有其事。
【无可置辩】:wú kě zhì biàn,置辩:辩论,申辩(用于否定)。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表示确凿无疑。作谓语;表示确实无疑。
【真赃真贼】:zhēn zāng zhēn zéi,赃物、罪犯都确凿无疑。指犯罪的证据确凿。
【真脏实犯】:zhēn zāng shí fàn,脏物上真的,罪犯是确实的。泛指犯罪的证据确凿。
【真赃实证】:zhēn zāng shí zhèng,赃物是真的,证据是确实的。泛指犯罪的证据确凿。
【不可辩驳】:bù kě biàn bó,辩驳:提出论据,进行辩论,以反驳对方的论点。指理论精辟,证据确凿,使人无法辩驳。
【抱赃叫屈】:bào zāng jiào qū,手里拿着赃物却叫喊冤枉。比喻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无理狡辩。
【捉影追风】:zhuō yǐng zhuī fēng,比喻说话做事没有确凿依据,随意而行作谓语、定语、宾语;用于比喻句。
【捕影捞风】:bǔ yǐng lāo fēng,捞:随便拾取。比喻说话做事没有确凿可靠的根据。作谓语、定语、状语;指说话没有事实根据。
【无可置疑】:wú kě zhì yí,事实明显或理由充足,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作谓语;表示确凿不容怀疑。
【无可辩驳】:wú kě biàn bó,辩驳:提出理由或根据来否定对方的意见。没有理由或根据来否定对方的意见。形容事实确凿,理由充足。
【真凭实据】:zhēn píng shí jù,确凿的凭据。作主语、宾语、定语;指证据。
【耳食之言】:ěr shí zhī yán,耳食:耳朵吃饭。指没有确凿的根据,未经思考分析的传闻。作宾语;指流言。
【耳食目论】:ěr shí mù lùn,耳食:轻信听来的话。像用耳朵吃饭而不知食物味道,像眼睛能看见细毛而不见睫毛。比喻轻信他人的话,缺乏确凿根据。
【铁证如山】:tiě zhèng rú shān,柳子戏《孙安动本》第四场:“十八张冤状在此,铁证如山,老贼还有何辩!”作谓语、定语;指证据确凿。
【铁钉铁铆】:tiě dīng tiě mǎo,确凿可信。作宾语、定语;指铁定的事情。公益成语:gyjslw.com
13. 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处死?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片对话便是《申辩篇》。这一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词——当然,并不是一片速记记录,而是若干年后柏拉图在记忆里所保存下来的东西,被他汇集起来并经过了文艺的加工。审判时柏拉图是在场的,并且似乎很显然,他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大体上他的意图也是要力求符合历史的。这片对话,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却足以给苏格拉底的性格刻划出一幅相当确切的形象。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人们认为他和贵族派有勾结;他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于贵族派的,而且其中当的几个已经证明是极有危害性的。然而,由于大赦的缘故,这种理由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法庭大多数都判决他有罪,这时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法官们如果认为被告有罪的话,他们就必须在判决的定谳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惩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若能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他的几个朋友(包括柏拉图在内)都愿意为他担保。这种处分是太轻了,以至于法庭大为恼怒,于是便以比判决他有罪时更大的多数判决他死刑。他无疑地是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显然他也并不想以看来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检查官有安尼图斯,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个悲剧诗人“年青而不著名,有着细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一个鹰钩鼻”;还有李康,一个没没无闻的修词家(见伯奈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 180页)。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无须再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真实的苏格拉底骗人的关系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上自寻烦恼,让我们来看柏拉图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答复这次控诉的吧。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控诉他的检查官是逞辩,并且反驳别人指责他自己的逞辩。他说他所具有的唯一辩才,就是真理的辩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习惯的态度讲话,而不是以“一套雕词琢句的演说词”①来讲话,他们也不必对他发怒。他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而且从来不曾到法庭上来过;因此,他们必须原谅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讲话。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而外,他还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诉者,那些人从这些法官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就到处“宣扬着有一个苏格拉底,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思考着天上并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坏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他说,人们以为这样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这种老一套的指责要比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得多,尤其危险的是除了亚里斯多芬尼以外,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①在答复这种老一套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与物理学的探讨毫无缘分”——而且他不是一个教师,他并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了智者们,不承认智者们具有他们所自诩的知识。然则,“我之所以被人称为有智慧并且背着这种恶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尔斐神坛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德尔斐神坛答称再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自己一无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谎。因此,他就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首先他去请教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却自认为还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就发见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并且和蔼地而坚定地向他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结果是他恨上了我”。随后苏格拉底又去请教诗人,请他们讲解他们作其中的各个篇章,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这样做。“于是我便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于是他就去请教工匠,但是发见他们也一样地使人失望。他说,他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种对于自命为有智慧的人所进行的揭发工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沦于极端的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而作见证乃是一桩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无事可做,都高兴听他揭露别人,并且进而也照这样做;这就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目。“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自诩的知识被人揭穿。”这些就是第一类起诉者的情形。
苏格拉底于是就进而诘问他“那位自称是好人和真正爱国者”的检查官美立都。苏格拉底问道,谁是改.善.青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后,在逐步紧逼之下,就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而外,每一个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于是苏格拉底便祝贺雅典城的好运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坏人更好相处;因此,他决不会如此之愚蠢,以至于有.意.要败坏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无意地,那末美立都就应该教导他,而不应该控诉他。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而且还宣扬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却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且说:“他说太阳是石而月亮是土”。苏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控诉阿那克萨哥拉了吧,阿那克萨哥拉的见解是花上一个德拉克玛就可以在剧场里听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戏剧)。苏格拉底当然指出了彻底无神论这种新的控诉是与起诉书相矛盾的,然后他就谈到比较一般的论点上来。
《申辩篇》其余部分的调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当过兵,并曾遵照命令坚持他的职守。现在“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而现在要放其他的职守,那就会象在战斗中放弃职守是一样地可耻了。怕死并不就是智慧,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继续他已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而允许他活命的话,他就要回答说:“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①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从没有出现过比我对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继续说道: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这些话你们会要喊叫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听我说话是会对你们有好处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起来。我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杀了象我这样一个人,你们就损害了你们自己更有甚于你们损害我。没有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立都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够,因为一个坏人是不许损害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利;而且他可以想象,并且别人也可以想象,他加给了我很大的损害: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象他这种行为的罪过——不正义地剥夺别人生命的这种罪过——乃是要更大得多的罪过。
他说,他之所以申辩乃是为了他的审判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
他为什么只在私下谈论,而不对公共事务提出忠告呢?“你们在许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曾听我说过有一个神谕或者灵异降临于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诉书中所嘲笑的那个神。这个灵异是一种声音,最初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它总是禁止我,但从来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个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继续说,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是能够长命的。他举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两次例子:第一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二次是反抗了三十僭主,这两次当者的行动都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的人里面有很多是他从前的学生和学生的父兄们,而起诉书提不出这些人中有哪一个人能见证他败坏过青年(这一点差不多是一个辩护律师在《申辩篇》里所能认可的唯一论据)。他拒绝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儿女带到法庭上来以软化法官们的心;他说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他的工作乃是要说服法官,而不是请求他们开恩。
在宣判以及否决了那处以三十个米尼的另一种可能的惩罚而后(关于这另一种惩罚,苏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图作为他的保人之一,并且柏拉图也出席了法庭),苏格拉底就做了最后的一次讲话。
而现在,你们这些给我定罪的人啊,我愿意向你们预言;因为我就要死去,而人临死的时候是赋有预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们这些杀害我的凶手们预言;我死去之后,立刻就有比你们加之于我的更重得多的惩罚在等待你们。……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用杀人的办法就能防止别人谴责你们的罪恶生活,那你们就错了;那是一种既不可能而又不荣誉的逃避办法,最容易最高贵的办法并不是不让别人说话,而是要改正你们自己。
然后他就转向那些投票赞成开释他的法官们,对他们说,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他的神谕始终没有反对他,虽然在别的场合他的神谕是常常中途打断他说话的。他说,这就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一件坏事的人乃是错误的”。因为死要末就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末就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和奥尔弗斯、和缪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马谈话,那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弃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义而死去的人们谈话,而尤其是他可以继续他对于知识的追求。“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绝对不会的。而且除了比我们更加幸福而外,他们还是永远不死的,如果关于那里的说法都是真的话。”……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申辩篇》给某一种类型的人描绘出了一幅明晰的图画:
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最后这一点而外,他是很象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从他最后那一段谈论死后事情的话里,使人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坚决相信灵魂不朽的;而他口头上所表示的不确定,只不过是假定而已。他并不象基督徒那样,因为害怕永恒的受苦而烦恼:他并不怀疑,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将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在《斐多篇》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提出过信仰灵魂不朽的理由;究竟这些是否就是曾经影响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理由,那就无从肯定了。
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谕或者命运之神(daim on)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的那种东西,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圣女贞德是受到声音的鼓舞的,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一种普通形态。苏格拉底可能患有癫痫性的昏迷病,至低限度这似乎是对于有一次在他服兵役时所发生过的那类事情的自然解释:
有一天早晨苏格拉底在想着一件他不能解决的事;他又不愿意放下这件事,所以他不断地从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在想着;到了中午人们就注意其他来了,来来往往的人传说着苏格拉底从天一亮就站在这里想事情。最后,晚饭以后天黑下来,有几个伊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我应该说明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天),就搬来他们铺盖,睡在露天里,为的是要守着苏格拉底,看他究竟会不会站一整夜。他就站在这里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天亮起来,他向太阳做了祈祷,才走开了。(《筵话篇》,220)
这种情形,在较轻的程度上,是苏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话篇》一开头就说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托德姆一片去赴宴会,但是苏格拉底一阵出神就落在后头了。当亚里士托德姆到达的时候,主人阿迦敦就问道:“你把苏格拉底怎么了?”亚里士托德姆大吃一惊,发见苏格拉底原来并没有和他在一片;他们便派一个奴隶去找苏格拉底,才发见他站在邻家的廊柱下。这个奴隶回来说:“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我叫他的时候,他一动也不动”。那些知道苏格拉底的人就解释说:“他有这种习惯,随时随地会站下来,并且无缘无故地出神。”于是他们就不再问苏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经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走进来。
任何人都同意苏格拉底是很丑的;他有一个扁鼻子和一个大肚子;他比“萨提尔滑稽戏里的一切丑汉(Silenus)都还丑”(色诺芬《筵话篇》)。他总是穿着褴褛的旧衣服,光着脚到处走。他的不顾寒暑、不顾饥渴使得人人都惊讶。阿尔西拜阿底斯在《筵话篇》里曾描叙苏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说: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行军,这时候苏格拉底的坚持力真是了不起,——在战争其中常常会发生的这类情势之下,他不仅比我,而且比一切人都更卓绝: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忍耐寒冷的毅力也是惊人的。曾有一次严霜,——因为那一带的冬天着实冷得可怕,——所有别的人不是躲在屋里,就是穿着多得可怕的衣服,紧紧把自己裹起来,把脚包上毛毡;这时只有苏格拉底赤着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但他比别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他们都对苏格拉底侧目而视,因为他仿佛是在鄙夷他们呢。
他对于肉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人所强调的。他很少饮酒,但当他饮酒时,他能喝得过所有的人;从没有人看见他喝醉过。在爱情上,哪怕是在最强烈的诱惑之下,他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假如柏拉图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一个完美的奥尔弗斯式的圣者;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二者的对立之中,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的完全的驾驭。他在最终时刻对于死的淡漠,便是这种驾驭力的最后证明。但同时,他并不是一个正统的奥尔弗斯派;他所接受的仅只是基本的教义,而不是迷信与净化的仪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这种学说已经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法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之中了。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能够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是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沙米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什斯篇》是谈论勇敢的。所有的这些对话里,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了他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而且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
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之中,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在基督教的伦理里,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并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一直贯穿到今天。
辩证法,也就是说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辩证法似乎是由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首先系统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图对话录的《巴门尼德篇》里,芝诺以这种方法对付了苏格拉底,正如柏拉图在别处说苏格拉底以这种方法对付别人一样。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使用了并且发展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他就快乐地怀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继续永远地提问题,而且不可能再被人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当然,如果他使用辩证法的方式真是象《申辩篇》中所描写的那样,那末别人对他的仇视就很容易解释了:全雅典的妻子们都会结合在一片来反对他的。
辩证的方法只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适用于另一些问题。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柏拉图的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处理的东西。而且通过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大多数的哲学家们都曾为他的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某些东西显然是不宜于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经验科学。的确伽利略曾用对话录宣扬过他的理论,但那仅仅是为了要克服人们的偏见,——他那些发现的正面理由不用极大的矫揉造作是不能插进到对话录里面来的。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苏格拉底总好象是只不过在引出被诘问者所已经具有的知识罢了;由于这种缘故,他就把他自己比做是一个助产士。但是当他在《斐多篇》和《美诺篇》中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几何学问题的时候,他就必须问到一些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许的引导性的问题了。这种方法是与回忆说相谐合的,因为按照回忆说,我们的学习只是由于记忆起来了我们在前生所已经知道的东西。但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一下用显微镜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发见吧;比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用问答的方法就能够从一个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儿推引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理方法所适用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象“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适于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加以讨论的。我们大家都在随便地使用“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们使用这些字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最能与习惯相符合的那种定义。这里所需要的,只是关于问题中的这些字应如何使用的知识。但是当我们的探讨得出了结论时,我们所做出的只不过是一桩语言学上的发见,而并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见。
然而,我们也很可以把这种方法很有益地应用于稍为广泛的一类情况中。只要所争论的是逻辑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的事情,那末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说,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种意见的人却应该不许投票;那末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不一贯的,并且可以向他证明,他的两种说法之中至少有一种必定或多或少是错误的。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比许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它能使犯这种错误的人轮流地在每一个题目上都采取为自己所惬意的见解。任何一套逻辑上一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并且与流行的成见是相反的。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当其目的是要发见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就定义为是用柏拉图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总和。但是如果这一定义是妥当的话,那乃是由于柏拉图对于后世哲学家们有影响的缘故。公益成语:gyjsl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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