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邑（）（）”「通邑大都」

成语“通邑大都”的词条资料

成语读音：tōng yì dà dōu
成语简拼：TYDD
成语注音：ㄊㄨㄥ 一ˋ ㄉㄚˋ ㄉㄡ
常用程度：一般成语
成语字数：四字成语
感情色彩：中性成语
成语结构：联合式成语
成语年代：古代成语
近义词：通都大邑
成语出处：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成语解释：同“通都大邑”。
成语用法：通邑大都作宾语；泛指大城市。
成语造句：宋·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
英文翻译：metropolitan/large cities

成语“通邑大都”的扩展资料

1. 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x0d”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x0d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x0d“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家给他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2.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翻译
翻译为：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
出自《报任安书》，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作者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文章发语酸楚沉痛，笔端饱含感情，是一篇不可多得奇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全文（节选）如下：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译文如下：
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
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扩展资料：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报任安书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3. 通邑大都的介绍
通邑大都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同“通都大邑”。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4. 清朝 通邑 是哪个省的？
　　通邑不是地名，意思是交通便利的城市。通，通达；邑，地方。　　通邑大都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同“通都大邑”。　　【名称】通邑大都　　【拼音】tōng yì dà dū　　【解释】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示例】《新唐书·宋务光传》：“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於输国。”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5.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译
翻译：也是想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
出自：汉 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选段：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释义：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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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文章发语酸楚沉痛，笔端饱含感情，是一篇不可多得奇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全文结构严谨，层次井然，前后照应；说理和叙事融为一体，清晰透辟；语言丰富而生动，句子或长或短，以排比、对偶句穿插其间，使文章更富于感情色彩。
这封书信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反映了司马迁的光辉性格和封建统治者的一些恶劣行为；第二，反映了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残酷；第三，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第四，揭露封建帝王对待史官的态度和自己写作《史记》的情况。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
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文学艺术素养的自然流露，充分体现了司马迁散文的特色。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6. 史记最先被藏于哪，是在哪被发现的！
详细分析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7. 刘邦和刘备祖孙两人，都曾把妻儿赶下车，为何没有人说刘备不好呢？
彭城之战时，败逃的刘邦为了给马车减重，曾三番五次把孩子推下车；刘备虽没有这个动作，但他也确实多次抛弃妻儿仓皇逃命。
同时，与赵云帮刘备寻找妻儿相比，刘邦也有寻找老婆孩子的动作：“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史记·高祖本纪》）
因此，若说刘邦比刘备更狠，其实并不严谨；虽然两人举动的细节有差别，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如果因此就说刘备更仁义，那显然是五十步笑百步。
相对于祖宗刘邦，刘备的“抛妻弃子”之所以被人们大度的原谅，是因为占了时代和对手的便宜。
史书编撰的时代不同、作者身份不同
关于刘邦推子女下车的记载，最早来自于《史记·项羽本纪》：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除了这个明显的黑点外，《史记》中对刘邦其他各方面的记载，也从不避讳那些看似负面的内容，尤其他对儒生无礼、做事不择手段、立国后对功臣手段凶狠等等。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史记》修编时，正是儒家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从司马迁本人在史书中表达出的态度来看，他的价值观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刘邦则出身秦朝基层官吏，他的一些言行在士大夫看来，确实显得格格不入；
其二，《史记》是司马迁个人编纂的作品，不是官方的史书，因此带有很多与统治者喜好不符的内容，极具批判性。
此书修成后，司马迁一直防着它被汉武帝焚毁，以至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即司马迁死后，此书才逐渐流传于世。他的女儿司马英家中也藏着一部《史记》，其中一个外孙杨恽自小研读此书，立志将外公的著作发扬光大。
后来，出生于底层的汉宣帝刘病已当政后，汉朝的政坛极为清明，此时被封侯的杨恽趁机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并获准公开发行。
而对刘备的记载，则主要来自《三国志》。当时，两汉已持续了四百多年，官修史书已成为史学界的惯例；同时，其主编陈寿起先是蜀汉的史官，蜀汉被灭后，他又在西晋朝廷任职。公元280年，东吴被灭后，陈寿历时十年编成了《三国志》。此书修成后，深受当时朝野的盛赞；夏侯湛当时也在撰写《魏书》，当他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毫不手软的将手稿销毁。
也就是说，陈寿是以晋臣的身份编写三国历史，因此对于各方，他不可能抱有太浓厚的主观偏见。如果考虑到晋是取代魏而建立这一层关系，他甚至有理由稍微抬高蜀汉——毕竟暗示曹魏的非法性，才能往司马氏脸上贴金。
至于《三国演义》的立场，那就更不用讲了。在尊刘抑曹的论调下，曹操干了再多好事，那也是心怀不轨；刘备即使再抛妻弃子，那也是为了光复汉室、忍辱负重。
二人及对手的身份有差异
历史人物的形象，并不是完全由史书决定的，民间的心理、老百姓的好恶，往往具有重大主导效应。
刘邦之所以被人视为小混混，那主要因为他的对手是传统贵族。项羽虽成为了失败者，但由于他对灭秦的巨大贡献、多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失败后干脆利落自杀的磊落表现，使得他在后世广受赞誉；在向来以胜败论英雄的史学界、舆论圈，项羽堪称唯一的例外。而相比较之下，刘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就显得有些“猥琐”之嫌。
因此，大家明明知道刘邦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却往往抑制不住对项羽喜爱。很不幸的，刘邦“抛妻弃子”这种古代帝王的“常规操作”，就成了他为人卑劣的重要证据。
而刘备的运气则好得多。他所处的时代，刘氏的汉王朝已持续了四百年，甚至成了一个民族的称谓，“民心思汉”的大舆论，使得刘备天生占有道德制高点。
此外，与他那些出身豪门的对手们相比，刘备虽为皇室后裔，但已沦落到“织席贩履”的地步，起点低、底子薄，但他最终却战胜一众强敌，成就三分天下的伟业，这样的励志故事，使得他的一切举动都“情有可原”：你看看，为了成就大业，人家的牺牲多大，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同时，“桃园结义”的传说让人热血沸腾，“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传言也颇让一些热为之赞赏不已。
而他的主要对手曹操，不仅是个宦官之后，更是被《三国演义》塑造成了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汉贼。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
8. 文言文翻译
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雨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料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第一节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内容来自公益成语网：gyjslw.com